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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当捐赠者向高校捐款时，他们有权行使如下决定权: 如何分配由管理机构管理捐赠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和决定基金如何使用。大多数捐款的分配受制于捐赠者作出捐赠时在相应的条款中约定的特定目的。捐赠者在捐赠时不指明如何使用捐赠收益是很少见的事情。即使高校基金会方面认为束缚太苛，也只能先与潜在捐赠者协商捐赠条款：当一项限制条款超越了它的目的，学校有权协商或修正这些限制条款。有些高校在使用捐赠财产时要先向捐赠者申得同意：学校在按照捐赠者原有要求时若无法合理使用基金，有自行修正裁量权。凡此种种，捐款的去向、用处大都是捐款人说了算。而中国高校基金会仅仅要捐赠人慷慨解囊，解囊后资金流向的最有力实际决定者是政府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这些“主管单位”，捐赠者本人的意愿很难真正落实。

　　在美国，建立管理、募集捐款的高校基金会，一般要先在各州检察长办公室注册非营利公司法人资格。但注册成功后的高校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法人组织，日常运营完全不必受政府机构的操纵。在中国则不然，即使管理、募集捐款的高校基金会成功注册了非盈利法人，也属于“社会团体”的一份子，所以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日常运营要受到“登记管理机关”(即各级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即各级教育部门)的双重负责、双重管理。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条例》第35条更是明说：“大学教育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需履行指导、监督大学教育基金会……开展公益活动”。富人若要选择捐款对象，是更该捐给投资公司运营业务的高校基金会，还是更该选政府官僚指手画脚把持运作的高校基金会？

　　既然管理高校捐款的机构性质殊异，人员构成自然也差别判然。运营美国高校基金会资金的，大都是专业的投资组合经理、证券交易员、金融业者。即使是资金不由专属投资公司运作的基金会，其运营也是由有金融、证券行业从业经验的人管理。例如“耶鲁大学投资委员会”由来自投资公司的至少三名员工和其他具有特殊投资经验的专家人士构成。除此之外，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聘请了20位知名投资人组成“捐赠基金智囊团”。而中国高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大多从其他部门借调过来，或者是由其他部门裁减而来的冗员。多数人员都是行政人员转行，缺乏专业投资知识。更别提由于中国特色的“人事编制”，高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没有“事业编制”，散漫、不敬业几乎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既然运营的机构、人员差别如此大，那么运营成果自然也有差异。中国的2011年有学者做了对中国披露了2010年年报信息的171家高校基金会的统计分析，这171家高校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合计为91.6亿元人民币。其中只有55家高校教育基金会进行了除储蓄外的投资活动，只有21家取得了投资收益，合计2.19亿元，另外34家的投资收益为零。收益率在5%以上的高校基金会只有9家。而同年度美国的大学捐赠基金达865家，总资产规模超3000亿美元，年投资回报率11.9%，是美国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如哈佛大学基金资产规模274亿美元，投资回报率11%，耶鲁大学基金资产规模167亿美元，投资回报率8.9%。富人若要捐款，自然会选择运作良好、善用捐赠本金投资的机构，而非坐吃山空等米下锅、只会在银行储蓄的机构。